今天的故事从了解作者的生平开始。如果他不曾写下这些记录性的文字，他也只是一个“经理盐茶”、“筹办粮饷”的公务员。两百年之后的人们，重读他的文字，进而了知了一段被淹没和忽视的历史。
普洱茶一直在西藏地区流转着，从僧侣贵族到平民百姓，普洱茶走过滇川藏，在漫长的时光里流淌不息，保有着旺盛的生命力。
林儁，字西厓，江苏人，顺天大兴籍。乾隆二十五年(1760)举人。二十六年(1761)拣发入川，历署四川安县、威远、乐山、温江、荣县等处捕头。乾隆三十一年(1760)授四川内江知县。乾隆三十四年(1769)至三十五年(1770)，调任成都知县，兼署华阳知县。三十五年(1770)夏，以丁忧历任。三十六年(1771)八月，发生金川之战，清廷兵分两路对四川西北部大小金川地区土司进行打击。四川总督德福奉请林西厓留川，奉旨允准。四十一年(1776)二月，清军收复大小金川，战争胜利结束。林儁特调四川同省盐茶分巡成绵兼管水利道，驻省会成都。在任18年，经理盐茶，没有丝毫扰累，商民感戴最深。
五十六年(1791)，廓尔喀(今尼泊尔)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唆使下，入侵西藏，赶走班禅，大掠扎什伦布寺，残杀藏民。清廷命大将军福康安领军万余人入藏进攻侵略军，得到僧俗民众支持，所向无敌。在这场战争中，林儁担负办理粮饷之事，常常奔走于西宁至巴塘之间，为战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。
乾隆五十八年(1793)五月下旬，林儁由西藏拉萨返四川康定，将途中所见所闻撰成《由藏归程记》一卷(收入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)。林儁一行人先是“过擦术多，该处为前藏至打箭炉适中之地。大桥二道，一通云南，一通西炉。上有喇嘛庙，屋宇极多。下有土城，俱系官兵驻扎。城外寨落甚稠，滇民贸易者不少，真口外一大都会也。”“至大具少憩片时，抵江卡，泥深尺许，普拉更换牛马，傍晚始至古树塘，建有行馆，门列老树。次日至南墩，路通滇省，卖有普茶等物。”
1793年，距今已有225年。从西藏出征归来的林儁为我们留下了《由藏归程记》一文，让我们得以随着他的脚步，了解到当时从云南与四川进入西藏的路线图，更为珍贵的是，在他的文字中，我们得以知道早在乾隆年间，云南的普洱茶真真实实地进入了藏区，而且就在与西藏、四川、云南交界的南墩这个地方，竟然就有普洱茶在民间公开销售。林儁的《由藏归程记》中关于普洱茶的记载虽然只有只言片语，但正是那么简单的一点记载，却为我们留下了关于普洱茶与茶马古道、与藏族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珍贵文献。
《木里政教史》，原文为藏文手抄本，于1735年由阿旺钦饶最后完成，1984年由木里档案馆复印、翻译，1992年3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。该书中多出提及“滇茶”“云南沱茶”，记录了清代康熙与雍正时期，云南普洱茶在藏区处于上层阶级的喇嘛与贵族中极受追捧。但《木里政教史》中，与滇茶、普洱茶相关的文献，多是发生在当时的上层阶级或是贵族阶级中。普洱茶与广大百姓的交集，似乎处于一片空白。清代乾隆年间由西藏返回四川的林儁，在其《由藏归程记》中，则为我们留下了普洱茶在民间真实存在的珍贵文献。
纵观各类文史资料，尤其是民国时期的，还有许多对普洱茶入藏，或是滇茶对藏族影响等等的叙述与论证。比如民国时期的姚荷生在《水摆夷风土记》中记载：“从前十二版纳出产的茶叶先运到思茅普洱，制成紧茶，所以称为普洱茶。西藏人由西康阿登子经大理来普洱购买。民国七年云和祥在佛海开始制造紧茶，经缅甸印度直接运到西藏边界葛伦堡卖给藏人，赚到很大的利益。商人闻风而来，许多茶庄先后成立。现在佛海约有大小茶号十余家。最大的是洪盛祥，在印度和西藏都设有分号，把茶叶直接运到西藏销售。较小的商号联合起来，推选两个人负责把茶叶运到缅甸的景栋，再经仰光到印度，卖给印度商人，由他们转销西藏。”
当代著名社会科学家、教育家方国瑜先生在其《普洱茶》一文中描述：“普洱茶供应藏族地区，有很大意义，值得一提。康藏地区自古畜牧，以牛乳制酥油为主要食品之一。《新唐书·吐蕃传》所说藏族饮用的‘羹酪’，就是酥油茶。用茶水熬酥油作为食品，是因茶叶有助消化、解油腻、去热止痰等作用，所以茶为日常饮食所必需。……滇茶行销藏族地区的年代很早，到明代已很发达，明季云南各族人民抗清斗争坚持十七年之久，以至对藏族地区供应茶叶稀少，清兵入滇以后藏胞即来交涉茶马贸易。”该文中还记载：“藏族商人每年自夏历九月至次年春天，赶马队到丽江领茶引，赴普洱贩茶。从丽江经景东至思茅，马帮结队，络绎于途，每年贸易额有达五百万斤之多。另外汉族、白族和纳西族商人，也常贩茶供应藏族地区。”
每年交易量达五百万斤，是非常大的数字，可见云南的普洱茶对藏族同胞的影响之深，也足以看出普洱茶在藏区深受欢迎之广泛。也正因为此，英帝国主义从印度侵略我国西藏，妄想割断藏族人民与祖国内地的经济联系，以茶作为侵略手段之一。
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，来自湖南安化的陶思曾被委为调查西藏开埠事宜委员。乃由沪泛海经星、印入藏，在亚东(与锡金、不丹接壤处)、江孜两地踏勘埠界，测绘地图。事毕，经缅、滇返川。輶车所经凡路程远近、山川险要、气候、物产、民情风俗等，均详加记载，辑成《藏輶随记》《滇蜀纪程》二书。既回成都，英、法、德、俄领事交相索阅。陶恐泄国防机密，启列强凯舰之心，乃删其要点，仅纪行程，重编《藏輶随记》。《藏輶随记》中记载：约在公元一七七四年，英国印度总督海士廷格(W.Hastings)派遣间谍进入西藏活动，就曾运锡兰茶到西藏，企图取代普洱茶，但藏族人民不买他们的茶叶。公元一九〇四年，英帝国主义派兵侵入拉萨，同时运入印度茶，强迫藏族人民饮用，也遭到拒绝。英帝国主义者认为印度茶不合藏族人民口味，于是盗窃普洱茶种在大吉岭种植，并在西里古里秘密仿制佛海紧茶，伪造佛海茶商标。
本文节选自
乾隆五十八年，他在西藏邂逅普洱
作者丨詹本林
原文刊载《普洱》杂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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